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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就难免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尤其是主食方面，“南稻北麦”的地域差异早就根深蒂固了。话说一百年前军阀混战的时候，直系孙传芳在北伐军的攻击下连吃败仗，他为了获取奉系张作霖的援助，到张府登门拜访，还借南北这一差异说道：“我们吃麦子的北方人和吃大米的南方人永远合不拢来！”

基于今天的现实来看，“南人食稻，北人食麦”确实是因为气候差异，经过漫长的岁月积淀下来的饮食习俗。不过，咱们要是穿越回古代，看看那时是否也存在“南稻北麦”的地域差异，可就不一定了。

回到先秦时代，你会发现在北方的一些地区，种稻、食稻根本算不上什么稀罕事。《诗经•小雅•白华》（东周•佚名撰）里就有一句：“滮池北流，浸彼稻田。”这首诗歌创作于西周王朝最后一任君主周幽王在位时期。滮池，古水名，据考据在今陕西西安附近，今已不存。这句诗说明，那时关中一带已经有稻田了。

到了战国时期，种植水稻还直接影响到诸侯之间的睦邻友好关系。譬如《战国策•东周策》里记载了一桩纷争，起因便是“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这里所谓的东周、西周，是指从隶属于周王室的地盘里分出来的两个弹丸诸侯国，均位于今天的河南省洛阳市附近，与历史上断代的西周王朝、东周王朝是两个概念。

当时，西周国听说东周国打算种植水稻，便仗着己方地处洛水上游的便利，想故意拦坝截流，让这个老冤家吃上一回瘪。眼瞅着东周国这边受了窝囊气却无计可施，业已声名鹊起的一代“名嘴”苏秦（洛阳人，籍贯东周国）主动请缨，出面去西周国游说。苏秦跟西周国的国君讲：“如果西周国不放水，人家东周国改种麦子就行了。干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儿，实在是不高明！与其撕破脸皮拉仇恨，倒不如表现得慷慨一些，放水给对方种稻。如此一来，等于是捏住了东周国的命脉，将来一言不合，咱们说断水就断水，还不把他们治得服服帖帖的吗？”西周国国君深以为然，这才下令给东周国放水。

通过上面列举的两个例子，咱们不难发现，古人能够在北方的一些地区种植水稻，并非因为当时的气候条件跟今天有本质上的差异，而是完全仰仗于水利灌溉设施的建设。

譬如战国初期，西门豹到魏国的邺邑（今河北临漳附近）担任长官，他先是巧施妙计惩治地方恶霸，破除了“河伯娶妇”的陈规陋习，接着征发民夫开凿出十二条水渠，从漳水（今漳河）引流灌溉农田，使昔日贫瘠的盐碱地变成了膏腴沃土。

一个世纪后，到了魏襄王主政时期，时任邺令的史起率领民夫继续整修水渠。当地百姓特意创作歌谣称颂说，借助这些水利工程，终于实现了“终古斥卤，生之稻粱”（“斥卤”即盐碱地）的美好愿望。

只要能够引来足够的水源，在干旱、寒冷的北方也是可以种植水稻的。反之，缺少引水灌溉的水利工程，种稻便无从谈起。大约从战国中晚期开始，频繁的战乱导致大量的水利灌溉设施或损毁，或失修，难以发挥作用，黄河流域的产稻区域便逐渐萎缩了。

汉朝以后，稻谷在北方已成稀罕之物，但水稻种植并没有完全绝迹。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还对种植于洛阳一带的“新城粳稻”美誉有加，盛赞其“上风炊之，五里闻香”，比江南引以为傲的长沙米强多了。历魏、晋两朝的文士袁准，也在一篇题为《招公子》的文章中盛赞“新城白粳”与河内郡（治所位于今河南沁阳）出产的青稻“弱萁遊粱，儒螖通芬”，口感相当不错。物以稀为贵，产地受限、产量不高的稻谷在这一时期成为上流社会的专属特供，而生活在北方的普通百姓很难有此口福。

到了南北朝分治、对峙的时代，稻谷在北方更是成为难得一见的奢侈品，即便是权贵阶层也未必吃得上，甚至到了“奉旨”才能吃的地步。《魏书•安同传》（北齐•魏收编撰）记载，北魏朝有一位功勋卓著的开国元老名叫安同，他的长子安屈为了弄几石粳米供养父亲，竟然不惜以身试法，借助掌管仓库的职务便利监守自盗。安同发觉之后大为光火，主动向皇上请罪。北魏太宗拓跋嗣感念这对父子忠直仁孝，不仅宽恕了安屈的盗粮之罪，还特意下诏为安同长期供应粳米。

江山重归一统之后，南北交通得以恢复，从隋、唐两朝至北宋时期，朝廷每年都从江南运来六七百万石稻谷，但主要消费于权贵集中的东、西两京地区。经过漫长岁月的积淀演化，更为广泛的地域和阶层业已形成了“北人食麦”的饮食习俗，并一直沿袭至今。

与“北人食麦”相比，“南人食稻”的习俗因为历史更悠久，也更加根深蒂固。早在战国时期，诗人屈原投汨罗江自沉以后，每逢其五月初五的忌日，楚人便以竹筒贮米投入江中，以示祭奠之意，逐渐形成了一种风俗。最晚到魏晋时期，竹筒贮米的方式已演化成现代人熟知的粽子。由此可见，稻米在南方人的饮食中占据着绝对主流的地位。

虽说习俗如此，但也有人曾经尝试着做出一些改变。就说两宋之交吧，侥幸逃脱了金人魔掌的宋高宗赵构一路南逃，驻跸于临安府（今浙江杭州）。北人纷纷南渡，原本给南、北饮食习俗的融合创造了一次契机，没想到不少南方人根本不买账。譬如在土地肥沃、盛产稻谷的江西抚州，当地百姓认为从北方传入的麦饭过于“粗粝”，所以“既不肯吃，遂不肯种”，足见厌恶之甚。

除了“厌贱麦饭”之外，当时的南方人对于吃粟米（相当于小米）也感到难以接受。《三朝北盟会编》（南宋•徐梦莘编）和《宋史•成闵传》（元•脱脱等编）里都记载有一桩咄咄怪事。

那是在宋高宗绍兴末年，据说是因为垂涎柳永笔下“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江南美景，海陵王完颜亮亲率金军大举南侵，遭遇了南宋军民的顽强抵抗。经采石矶一战，金军战船悉数被毁，伤亡极其惨重。但完颜亮执意南下，勒令三日内渡江，否则便要将随军大臣全部处斩，结果激起了兵变，完颜亮也在混战中被部将刺杀。南宋军趁势反击，群龙无首的金军兵败如山倒，“遗弃粟米山积”。偏安一隅的南宋很难有此辉煌战绩，原本应该敞开肚皮大快朵颐，没想到南宋军士兵大多来自福建、江浙等地，竟然有人因为吃不惯北方的粟米而被饿死，将领成闵麾下的浙江兵表现得尤为明显，“素不食粟，死者甚众”。

俗话说“饥不择食”，却难以逾越“南人不吃北食”的饮食鸿沟。南宋军士兵守着堆积如山的粮食而惨遭饿死，真是不可思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