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荐丨《三国100年》

公元 166 年，本来是中国历史上很风光的一年。

这一年，汉桓帝刘志在洛阳城皇宫里，接见了“大秦王安敦”派遣的朝贡使团。

所谓“大秦王安敦”，就是当时的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安东尼。“大秦”是东汉人对罗马帝国的称呼，“安敦”是汉朝人对“安东尼”这个姓氏的翻译。马可•奥勒留•安东尼既是皇帝，也是哲学家，他写过一本《沉思录》，至今还很流行。同时，他也是一位军事家。公元 163 年，他派兵攻打安息（即帕提亚王国，今伊拉克、伊朗、土库曼斯坦一带），占领了安息首都塞琉西亚（今伊拉克巴格达），一直打到波斯湾。他派遣使团来中国朝见汉桓帝，应该是在打败安息之后做的事。罗马使团坐船从波斯湾出发，沿着当时刚刚被开辟出来的“海上丝绸之路”，首先穿越印度洋和马六甲海峡，到达罗马商船此前已经开辟出的今越南南部商港，尔后经东汉最南端的交州日南郡（今越南中部）进入东汉领土。

西方世界的领导者罗马帝国派使团经海上丝绸之路拜访东方世界的领导者东汉皇朝，本来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全球化”盛事，但是这次会见的结果却异乎寻常地糟糕。首先是东汉官员对罗马使团带来的礼物不满意，他们认为使团并没有带来传说中的西方珍宝，反而大都是东南亚常见的普通货物，因此怀疑这是一个假冒的使团。更糟的是，自从使团抵达中国后，东汉境内就不断暴发被称为“伤寒”的瘟疫，前后持续了半个多世纪。这很可能不是巧合，因为就在罗马军队占领塞琉西亚之后不久，罗马军中就暴发了瘟疫，随后蔓延到罗马帝国各地，仅在欧洲就造成了约五百万人死亡，罗马帝国的国力因此大为衰减，史称“安东尼瘟疫”。“安东尼瘟疫”的病原体可能是天花病毒、麻疹病毒、伤寒杆菌或鼠疫杆菌，不管具体是哪一种，它在东汉造成的人口和经济损失都大大超过了在欧洲造成的影响。

东汉是一个被后世大大低估的朝代。表面上看，东汉的历史不像西汉那样波澜壮阔、豪杰辈出，但是实际上，东汉吸取了西汉的经验教训，废除了一些对政治稳定和人民生活不利的旧制度，特别是取消了西汉的“盐铁官营”政策，鼓励民间企业和文化团体发展，同时又巧妙地利用外交手段和军事威慑保证了对西北等边境的控制，所以东汉在实际控制版图、政治稳定性、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都超过了西汉时期的水平。据汉桓帝刘志在位之初（公元 157 年）的人口统计，东汉全国有五千六百余万户籍人口，如果加上隐匿户口和边境少数民族，实际总人口应当在六千五百万至七千万之间，并不逊色于盛唐和北宋。

不过，汉桓帝在中国历史上的口碑并不好。

汉桓帝在位初期，只是大将军梁冀、梁太后兄妹的傀儡，并娶了他们的妹妹梁女莹为皇后。梁家兄妹是东汉开国元勋梁统的后代，这个家族与窦、马、耿等凉州豪门一起，共同掌控了东汉中前期的后宫。东汉历代皇帝的后妃大多来自这几个家族，因此梁家在社会上势力极大，作风也非常豪奢。梁女莹入宫后，凭借强大的家族背景，在后宫中风头一时无两。

因为儒家思想盛行，东汉教育的普及程度前所未有，很多妇女也能读书识字，她们拥有的权益因此比之前的时代有明显的提升。

受现代古装影视剧的影响，人们往往认为，历代中国的后妃、宫女和太监们都知书达理，说话办事比较体面，但事实上，他们大多是文盲或半文盲。汉朝的情况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显得格外不同。汉朝的后妃、宫女大多选自书香门第，文化水平自不必提。至于宦官，在西汉初年数量非常少，宫廷杂务主要由官员子弟即郎官负责。后来因为郎官们经常与后妃、宫女发生绯闻，宦官的数量才逐渐增加，最终完全压倒郎官，这成了西汉宫廷和东汉宫廷最大的区别。不过即便是宦官，大部分汉朝宦官也并非从小就被阉割入宫，而是像司马迁一样，是供职朝廷多年后因为犯罪而被阉割的普通官吏，所以文化程度并不比朝廷官员逊色，而且和宫外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容易联合一批官员，组建所谓的宦官集团。另一边，郎官的缺位让东汉的外戚家族有了更大的活动空间，他们大多数本来就是开国功臣后裔，与皇帝联姻以后势力便更加庞大，每个外戚家族都希望“亲上加亲”，让皇位的继承人娶自家的女子为正妻，让家族永远享受外戚特权。但这是违反遗传学规律的，近亲结婚给东汉皇室带来了严重的问题，也成为这个皇朝最终毁于“乱自上作”的根源之一。

综上所述，汉朝宫廷的文化程度是中国历朝历代宫廷里最高的，远远高于明清时期的宫廷，这也是汉朝宫廷成员大多对政治有深入理解的原因。

后妃们一旦通过教育了解了宫廷政治，就开始热衷于干涉政事，并且拼命争夺皇帝的宠幸。西汉末期，皇宫中就出现了单配偶制的苗头，东汉时期更是越来越盛行。很多皇后都禁止皇帝与宫中其他嫔妃交往，汉桓帝的皇后梁女莹就是如此：她入宫后就禁止汉桓帝和其他嫔妃宫女交往，一旦发现有人怀孕就将其处死，但她自己又一直没有生育，导致汉桓帝婚后多年都没有子女。久而久之，东汉朝廷的继承人危机越来越严峻，汉桓帝与梁皇后的感情也渐渐出现裂痕。

公元 159 年，梁皇后突然死去。几天后，无法解释妻子死因的汉桓帝联合宦官发动政变，逼迫自己的大舅子、大将军梁冀全家自杀，还把热衷干预政事的姐姐益阳长公主和其丈夫寇氏一家赶到了荆州南部封地，从此独揽大权，并册封自己宠爱的邓贵人（汉和帝皇后邓绥的侄女）为新皇后。这次推翻梁家的政变让宦官的政治地位大幅提升，汉桓帝一次性把参与政变的五位宦官都封了侯爵，史称“五侯”。

此时，佛教刚刚引入中国，道教等本土宗教又处在萌芽时期，因此儒家思想在朝野上下占据着绝对领导地位。汉桓帝推翻梁家，重用宦官，导致宦官集团压制外戚，这种政治格局是儒家非常鄙视的。无论在朝廷上，还是在最高教育机构“太学”或民间教育团体里，占据绝对优势的都是信奉儒家思想的知识分子——士人，他们一致大力批评宦官集团。

汉桓帝试图维持宦官集团和外戚之间的平衡，但是因为事关他本人的私生活，所以总是按下葫芦浮起瓢，一直没有取得完全的成功。

就是因为原配梁皇后强行在宫中压制嫔妃，汉桓帝才发动的政变，但是在他打垮梁家以后，他新立的邓皇后也同样对他严防死守，并且她也没有生儿子，于是汉桓帝很快对邓皇后也产生了反感，便废黜邓皇后，改立东汉开国元勋后代窦武的女儿窦妙为皇后。可是，窦皇后不仅禁止汉桓帝和其他嫔妃来往，而且公开干预政事，创建了一套女官制度，把大批宫中的嫔妃和宫女都培养成“女尚书令”，协助汉桓帝和自己处理政务和宫廷内务。这样一来，朝廷百官和宫廷宦官的权力都遭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对窦皇后不满的人越来越多。

到公元 166 年，汉桓帝在三任皇后的严密监督下，依然只有三个女儿。没有皇子也就意味着没有合法继承人，而继承人是一个封建王朝延续的根本，所以在接见大秦使团的时候，已经三十五岁的汉桓帝正在为自己没有皇子而发愁。《续汉书》说，汉桓帝其实生过几个儿子，但都在残酷的宫斗中被相互嫉妒的后妃们杀害了。后妃之间的矛盾如此尖锐，负责协调、服务后妃的宦官的地位自然水涨船高，哪个嫔妃能够争取到最多的宦官支持，也就最有可能成为独霸后宫的皇后，这就造成了外戚和宦官集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政治格局，士人出身的官员在朝中受到排挤。

为了安抚主流的知识分子集团，汉桓帝不得不在其他方面做出一些让步，例如把宦官出身的“五侯”全部罢免并予以惩处。但是这反而激励了士人，让他们想要乘胜追击，把宦官领导的势力一网打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