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荐丨《黄老之治：汉初60年》

如果说秦制是一座冷峻而宏伟的宫殿，那么黄老之术便是罩在它上面的一层温暖阳光。人们常说，秦制建立了中国两千年大一统的模板，却因其过度依赖法家苛政而速亡。如果没有黄老之术的调和与修复，这一制度的根干是否还能在汉代延续？这也是本书要探讨的问题。

黄老学说虽然兴盛于汉朝，但追溯其起源，其实在先秦时代已经有了苗头。早在春秋时期，先贤们就预见到会有一个“潘多拉魔盒”要被打开。一旦打开之后，会有一种社会大倒退的情况发生。而这个“潘多拉魔盒”就是法家思想，也就是极端追求实用主义而摒弃仁义道德的思潮。

在那个时代，以家族血缘为基础的周礼体系已然崩塌。诸侯们谁能脱颖而出，就看谁能够更大程度地调动国内资源。而诸侯加强这种能力，必然要抛弃仁义、摒弃温情，从而趋于残暴。

当这种苗头出现后，孔子疾呼克己复礼，希望阻止这种时代的到来。老子告诫诸侯要无为而治，希望社会运转慢下来，延缓剧变。可残酷的现实表明，这种时代终究还是会到来。到了战国时代，道家学者无力阻止这一切，于是避开凡尘成为隐士。而儒家学者努力奔走疾呼，却越来越不合时宜。而申不害、李悝、商鞅等人都曾因为法家思想而位极人臣，所以法家无论对于君王还是士人阶层来讲，都比其他思想更有吸引力。

事实上，历史上并无一个自称“法家”的学派。这个称呼是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对这一类的人的总结归类。这些被归入法家的人在发迹之前，要给自己一个学术身份作为跳板。而在诸子当中，道家会成为他们常用的门面。比如申不害、慎到、韩非等人，抑或是稷下学宫的田骈、尹文等人，都是以道家的身份示人。而他们的主张看似也是大讲清静无为，但本质上已经与传统道家大相径庭，所以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把这类学者的道家思想都归入黄老学说当中。

在春秋时代，法家思想并没有形成很大的影响力，老子强调“无为”，是要维持没有法家盛行的现状。而到了战国时代，法家思想大行其道，这时候再讲“无为”，其实就是对法家思想的迎合与妥协，维持法家成为显学的现状。

在这种情况下，法家化程度最高的秦国迅速崛起，终结了战国时代。秦朝一统天下之后，似乎昭示了法家思想的成功。然而秦朝在全盛时又迅速土崩瓦解，又仿佛在告诉世人法家思想的失败。在这种情况下，汉朝建立。该采用哪种治国方式，显然成了一个大问题。

从道义上来讲，汉朝的统治合法性来自其推翻秦朝的正义之举。那似乎回到周朝的模式更加有说服力。也因此无论是项羽还是刘邦，当他们掌握大权之后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分封制。但是分封制只是表象，汉朝根本无法恢复周朝制度的内核。诛暴秦和诛商纣看似相同，却有着本质的区别。

周朝是建立在血缘宗族本位的宗法社会基础上，而汉朝是建立在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基础上。周武王在伐纣之前就是一方诸侯，且周武王成为伐纣领袖也是诸侯推戴的结果。但汉高祖是平民出身，他成为汉朝皇帝全靠武力。不仅如此，跟随汉高祖打天下的开国功臣，也多是平民出身。比如汉初异姓王当中，除了韩王信跟贵族还沾边之外，余者皆非贵族出身，所以汉朝的上层统治者都没有血统上的优势，再加上陈胜那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言犹在耳，汉朝也无法恢复以宗法血缘为基础的国家结构。况且汉高祖本人对秦始皇非常钦羡，其年轻时就曾在目睹秦始皇车驾时慨叹：“大丈夫生当如此！”这说明他一开始便渴望建立秦朝那样的国家。不过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训还在，所以汉高祖既想如秦皇般集权，又不愿重蹈其覆辙。于是，既能维护中央集权，又不至激化社会矛盾的黄老学说顺势登上历史舞台。

黄老思想可以看作是温和版的法家思想，或者说是法家思想披上了道家的外衣。其思想内核依然是无限尊君，只不过在黄老思想的加持下，皇帝不再过度盘剥百姓、大兴土木、穷兵黩武，这是帝王角度的“无为”。百姓则在盘剥烈度明显小于秦朝的状况下勉强度日，不再像陈胜、吴广那样反抗，这是百姓角度的“无为”。

只不过随着汉朝的国力增长，皇帝越来越不想“无为”，而百姓在“温水煮青蛙”的过程中，对皇帝“有为”的忍耐力越来越强。在此消彼长的博弈中，皇帝不再需要黄老之术的妥协与调和，于是法家思想脱下道家的外衣，换上了儒家的新装，自此影响了未来约两千年的帝制时代。

虽然从大方向来看，汉承秦制。而且一般来讲，秦制一直延续到了清朝。但实际上能让秦制延续下去的关键是汉制对秦制的改造，而这个改造的过程中，黄老之术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本书将以历史为经，以思想为纬，解构黄老之术在汉初的兴盛、发展与衰落之路，结合具体历史事件，讲述其如何在继承秦制的基础上去其苛刻、存其骨架，从而实现制度的软着陆与有效延续。我们也将从黄老之术的淡出，进一步反思秦制发展的深层逻辑与制度宿命。当人们回望汉朝初年的“文景之治”时，不应忘记：那不只是苛政减弱的时刻，也是皇权蛰伏的时刻。而黄老之术正是彼时历史的缝合者、制度的翻译者、政权的润色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