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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丨明朝灭亡,是崇祯还不够努力吗?

发表时间:2025-03-26 15:46
明朝国祚276年,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相比之前的其他王朝,明朝在许多方面都达到了封建时代的巅峰: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出现“资本主义萌芽”;郑和七下西洋威名远播;《永乐大典》《本草纲目》《天工开物》《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典籍名著至今仍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


然而,创造过无数辉煌的明朝为何在最后60年节节败退?崇祯帝一生勤奋,为何没能挽救明朝的颓势?明末名将众多、军队庞大,为何被人口仅数十万的女真打得节节败退?明朝灭亡,究竟是崇祯之过,还是凭谁也无法逆转的历史大势?明朝灭亡的背后有太多问题和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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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 《出警入跸图》


历史作家无心镜在新作《无解的困局:大明最后的60年》一书中认为,明朝之亡不能简单归结于外因,也不能只看到内因,而是内外交困的结果。这里最终落到了一个“困”字上。书中分析了明朝最后60年的三重困局——朝政之困、辽东之困和民变之困。

这三重困局是如何形成的?统治者又是如何应对的?为破局做出的种种努力为何都失败了?书中不仅全景式展现了明朝当时在社会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问题,也生动再现了朝廷为挽救危局所做的种种努力。

朝堂之乱


崇祯元年,袁崇焕平定了宁远兵变,但要解决根本问题,还是要补发朝廷对边军的欠饷。当时,朝廷在山海关内外的欠饷高达74万两,还欠太仆寺马钱和抚赏银4万两,合计78万两白银。袁崇焕给崇祯帝上疏,请求立即解决欠饷问题。崇祯帝收到奏疏后,十分重视,十月初二在文华殿召开御前会议。

崇祯帝问户部尚书毕自严:“户部现在有多少现银?”


毕自严硬着头皮回答:“今广东来的6万两白银快到了,库银尚有2.6万两白银,我准备凑齐10万两白银一起发给辽东。山海关内外一月需要24.5万两白银,两个月就是49万两白银,还希望皇上从内帑中拿出40万两白银来凑够这笔钱。”


崇祯帝一看,本来是要解决问题的,最后问题却回到了自己身上,很不高兴地说:“朕在宫中极力节省,内费尚且不足,今金花银尚未到,哪有那么多钱?”

辅臣刘鸿训一看,赶紧打圆场说:“臣等一起商议过,如果有30万两白银也可以解决问题。”


崇祯帝哪里会松口,说:“内库早已空虚,30万两白银谈何容易!”


辅臣周道登站出来说:“现在边兵思变,而户部匮乏,只能希望皇上慷慨一些,用内帑以救危疆。”


臣子们你一句,我一句,说来说去,就是要崇祯帝拿钱。


辅臣钱龙锡说:“皇上此时发帑币,欠饷士兵听了,必定欢欣鼓舞。”


崇祯帝愤愤地说:“带兵者如果真能如家人父子,自不敢叛,不忍叛。不敢者,畏其威;不忍者,怀其德,哪会有哗变之事!”接着又说:“内库外库都是万民脂膏,是用来以保封疆安社稷的,若发下去真的有用,朕岂会吝啬?”


毕自严也赶紧表态:“陛下是为了社稷着想,发此帑金,我们这些当大臣的哪敢不体谅陛下的圣意呢?等各地银两送到来,户部就一一偿还。”


毕自严为了让崇祯帝拿钱,真是什么话都敢说,户部所收的银两都不够开支,以后会偿还崇祯帝拿出的钱?这谁都知道不可能。最终,这次会议不欢而散,崇祯帝迫于无奈从内帑中拿出了20万两白银,发往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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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 《出警入跸图》


这是崇祯元年君臣关于辽饷的一次博弈与争斗。而这一年,是崇祯朝17年中财政状况最好的一年,往后的日子里,大明面临内忧与外患,身陷泥潭而无法自拔。崇祯帝和群臣在辽东战事、镇压起义、宦官监军、财政危机、人事选拔等方面不断拉锯、博弈和争斗。皇帝不满大臣的无能为力,大臣们恐惧崇祯帝的冷漠薄情,双方就这样一步一步将大明推向深渊,万劫不复。

辽东之困


天启二年,广宁失守。


数十万难民一齐拥入山海关,他们居无屋、寒无衣、食无米、炊无薪,饿死者、冻死者、无家可归者不计其数。此时,辽东的局势已十分危险了。


兵部尚书王在晋说,辽东的局势,一坏于清河、抚顺,这是危局;再坏于开原、铁岭,辽东成了败局;三坏于辽阳、沈阳,就成了残局;四坏于广宁,那就只有放弃全辽。他提出放弃山海关外的土地,在山海关外的八里铺修筑重关,以重兵坚守山海关。

但是,这个建议遭到了袁崇焕、孙元化等将领的反对。山海关是京师外的最后一道雄关,失守就意味着京师直接暴露在努尔哈赤的铁蹄之下。而要守住山海关,就需要外围的据点,宁远就是重要的据点,是山海关外围的屏障。

袁崇焕认为,不能放弃关外的数十万难民,应当将他们编入军队,驻守宁远。最后,内阁大学士孙承宗采纳了袁崇焕的建议,亲自镇守山海关。在坐镇辽东的四年中,孙承宗与袁崇焕、李邦华、袁可立相互配合,让整个关宁锦防线为之一新。

时间来到天启七年,后金爆发了饥荒,1斗谷卖到8两银的天价,百姓大量逃亡。为了解决饥荒所需的粮食,后金打算打开一条向南的新道路——绕道蒙古直攻北京。

这条路,皇太极能看到,袁崇焕当然也能看到。崇祯帝登基后,袁崇焕曾两次上疏要求加强京师的外围屏障蓟州的防御,他说:“臣在宁远,后金是无法通过的,但如果后金以蒙古为先导,入犯北京,那就危险了。”但此时的崇祯帝并没有引起警觉。

然而,后金大军很快就绕过了蓟州,直奔北京城,此时北京城外已无险可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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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 《出警入跸图》


十月十七日,袁崇焕急奔北京城下防守。


十月二十日,广渠门外,袁崇焕率军背靠北京城,在城墙上数万双眼睛注视之下,督师血战。这一战从早到晚,血流成河,最后明军惨胜。


十月二十七日,后金在左安门与袁崇焕军发生战斗,后金军发起猛攻,但无法攻破袁崇焕的营垒。不过,后金军收获颇丰,北京城周边大量贵族勋戚的房产庄园被他们洗劫一空。这些人十分怨恨袁崇焕,纷纷向皇帝告状。

袁崇焕取得胜利后,想让军队入城休整,但被崇祯帝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城墙上的人用绳子将坐在箩筐里的袁崇焕拉了上去,之后,崇祯帝将袁崇焕下狱。直到崇祯三年八月,袁崇焕被凌迟处死。

皇太极回师卢沟桥后,明军主帅已经变成了满桂,他带领大军驻扎在永定门外。皇太极下令全军出击,双方爆发血战。最终,明军总指挥满桂战死在北京城下,4万明军全军覆没。

己巳之变后,明军虽然守住了北京,但损失惨重。整个辽东的关宁防线支离破碎,只剩祖大寿、何可纲寥寥几人,还失去了大量的人口和物资。明朝的堡垒推进、经济封锁和外交联盟政策都在此役后逐渐瓦解,永久性地失去了战略主动权。

黎民之怒


松锦大战期间,明朝的主力被皇太极彻底击溃,剩余的部分明军被困于松山、锦州等城。与此同时,明朝关内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局势十分危急,已经出现了亡国的苗头。


对于辽东战事,崇祯帝问臣子们如何能扭转局面,收复辽东疆土。杨嗣昌的建议是:攘外必须先安内,要想解决外患,必须先平定关内的叛乱。崇祯帝同意了,在全国加“三饷”,花费数百万两白银,镇压农民起义。结果农民起义愈演愈烈,杨嗣昌身死。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农民起义的土壤没有根除,苛捐杂税没有废除,老百姓生存不下去,只能走上反抗的道路。


而具体到农民起义的始发地陕西,情况就更严重了。陕西临近边疆,而明朝著名的延绵在北部疆域、用来防御的九边重镇,陕西境内就有其三——宁夏、固原、延绥。边镇的存在给陕西带来了严重的负担,多年来,陕西源源不断输送到三边军饷是204万两白银,远远超过了税赋,这还是经过部分减免后的结果。


而且,陕西北部是极端贫困的地区,在江南地区进入阳春三月时,陕北很多地区的土地还没有解冻,再加上土地贫瘠,不适合农作物生产,粮食产量很低。以农民起义最严重的延安和庆阳二府为例,平均一亩地的产出只有大约八九斗米。还有,陕西的土地高度集中,百姓手中的土地并不多。在明朝,皇家庄园的土地占据天下土地的七分之一。而陕西又是数位王爷的封地,他们占据了大部分的土地,百姓的生存境况可想而知。


陕西之所以会如此迅速地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天灾。崇祯元年,陕西北部和中部出现旱灾。崇祯二年,陕北大旱,延安府县出现人相食。崇祯三年,陕北仍大旱,米脂县夏秋均无收获,米价暴涨。崇祯四年,夏季全陕大旱,北起榆林、延安,南至西安。冬天大雪,雪深丈余,人畜死者过半。崇祯五年,陕北出现大饥荒,饿殍遍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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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民图》 明代·周臣


在这种情况下,农民起义愈演愈烈,明朝的亡国之兆愈加明显。实际上,农民起义是明朝晚期各种矛盾集中爆发的体现。朝廷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赈灾,即便能拨款赈灾,吏治腐败的情况仍然没有改变,沉重的赋税依旧存在。对于明朝中后期的社会情况,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这样写道:“民田一亩值银七八两者,纳饷至十两。”当农业产出小于或等于赋税的时候,回归土地的农民仍无法生存下去,只会再次揭竿而起。


纵观明朝最后60年的历史,明朝面临着吏治腐化、辽东动乱和农民起义这三重危机,就像陷入了一个无法破解的困局。
《无解的困局:大明最后的60年》一书从三条主线展开,分别讲述了明朝衰亡、女真崛起、农民起义的历史进程,一一剖析明朝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重重危机和应对之策,带领我们从全新视角看待这段兴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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